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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工是指分别从事不同又相互联系的工作，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分配。劳动分工不是原始条件下自然形成的，起源于人类个体才能的差异性，以及人类所独有的交易倾向。其优势有三个方面，首先提高个体劳动者的工作熟练度和判断力；其次，节约了劳动者不同工作内容之间切换所需的时间；最后，增加了人们发现新工具的可能性。劳动分工促进了生产量的显著增长，提升了生产效率，增加了国家财富。

　　比如，在农业生产中，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既要制作生产工具，也要种植庄稼。由于个人能力的差异，有些人在制作生产工具上存在天赋，其制作的生产工具好用并且生产效率高，而有些人能吃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种植庄稼，亩产能更高。由于种植庄稼的人收获的粮食在满足自己家庭需要的基础上还有剩余，因此可以将该剩余部分用于对外交换好用的生产工具。当制作生产工具的人完全可以依靠自己制作的生产工具交换到足够的粮食时，其可以专门从事制作生产工具的工作，而种植农作物的农民可以专门从事种植庄稼，通过交换来获得彼此之间需要的东西，这种交易整体上增加了各自的产出。

　　古典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国富论》基于专业化分工发现了劳动参与方不是基于道德的看不见的手-自由市场经济；在国家之间的分工上，是基于成本的绝对优势，无论是从原材料、人工、技术等形成独特优势。李嘉图根据生产成本的相对差异来进行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比较优势理论。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资源禀赋模式考察了生产要素禀赋在比较优势中的来源。现代国际分工费农教授从产品生命周期和技术差异的角度进行分析；克鲁格曼经济相似的国家角度，强调了国模效应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作用；迈克尔波特教授从国家竞争优势，创新力和竞争力。

　　自由市场经济的扩大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但由于国家之间地理上存在边界，国家之间的利益不同，全球化的结果导致国家之间利益分配不均。丹尼罗德里克《全球化的悖论》“全球化三难选择”理论，一个国家在追求超级全球化、国家主权和民主政治这三大目标时，只能选择其二，而不能兼得。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于贸易政策的渴求和转变，一个国家的实力相对较弱时，通常会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以保护本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竞争力，然而随着国家经济逐渐强大，它对于自由贸易的需求开始增加，以便获得更广阔的市场和更多的商业机会；然而当其他国家崛起而自身国家开始衰落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例如，在美国建国初期选择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主要通过高关税和立法手段保护本国纺织类产品、钢铁以及农产品。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因为其地理位置四周环绕太平洋和大西洋而未遭受战火的影响，再加上战后美国国际地位的上升，逐渐从金本位过渡到了信用货币美元。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美国战略发生转移，选择了信息技术、化工等高技术产业，那些低技术的产业转移到日本、德国，然后到东南亚，最后到中国，这个时期美国选择的是开放的政策，减少贸易壁垒，加速推进全球化。然而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了，资本流向了收益率高的地方，人由于国家地理位置的限制不能自由流动，导致美国的汽车等制造企业整体搬迁出美国，造成了如今的铁锈区域，而严重影响了这些低收入的群体。由于美国西方民主，领导人为了他们手中的选票而会选择贸易保护的政策，想着让制造业回流，出现逆全球化政策。

　　分配的核心原则就是建立在人类的所有制关系基础上的，生产要素的分配方式决定了收入的分配结果。在过去，人们只注重土地和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对财富创造的作用，而如今现代科学技术、资本等要素在收入分配中占据着主要的地位，谁离资本越近，谁离技术越近，谁的收入就越高。

　　分工很早就已经出现，为什么财富爆发式增长发生在最近300年。小农经济时代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生产方式分散，生产水平相对较低，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也较弱；第二，独立性和封闭性，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精耕细作、男女分工等方式实现自给自足；第三、生产规模小，劳动方式简单。这种情况下极大限制了财富的积累，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原始财富的创造具有较大难度，在生产力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土地的单位面积的产量很难提高，总财富受到土地面积的限制；其次，现有财富的分配方式难以持久，因为地主与佃农存在着天然的矛盾，赶上灾荒年份，改朝换代不可避免。第三，古代特殊的财富继承制，限制了财富的代际积累；第四，依赖现时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生产和生活只能依赖于现时资源，无法折现未来，也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近百年来，机械化大规模生产使人力不断被机器替代，而资本和技术继土地和劳动力之后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生产效率极大地提高，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增长离不开需求，需求的日益改善使得生产必须与时俱进。债务可以提高消费者的购买能力，是对人们未来收入的折现，因此人们可以通过债务来获取人们现在本消费不起的东西，比如购买房产和汽车而形成的房贷和车贷。债务可以从国内和国际两个角度来分类。

　　从宏观视角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体主要有四大部门组成分别为居民部门、企业部门、金融部门、政府部门，每个部门都有着扩大债务和杠杆的欲望和冲动，其规模受到怎样的制约和限制。

　　居民部门：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具有扩大消费和积累财富的天性。消费与收入正相关，个人收入的增加会导致消费的相应增加。在现代社会，人们通过债务实现个人提前消费和扩大消费，居民部门的债务和杠杆主要体现在住房按揭贷款、消费信用贷和信用卡透支等方式。正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在经济环境的下行周期，个人收入也相应的会减少，而由于消费惯性，债务没有减少反而可能在上升，还款付息在经济上行周期中没感觉，但一旦下行，感受非常明显，对居民部门形成较大的经济压力。

　　企业部门：主要指生产和服务类型的企业，同样具有扩大债务和杠杆的天性增加资产实现规模效应、解决等。小本经营是大部分以自有资金为基础，尽量减少资金的投入来实现生意的运转，其规模较小，发展速度比较慢。在现有企业管理制度下，企业不再仅仅依靠权益投资和留存收益完成项目投资与扩大经营，由于存在财务杠杆效应，企业大举负债扩大规模，如果市场需求减少，产生过剩，收入减少，由于负债所产生的本金和利息刚性支付导致的现金流紧张，可能导致企业倒闭破产。企业部门的债务和杠杆既包括银行贷款、发行的债券等传统融资方式，也包括了互联网融资等新兴融资方式，这些都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金融部门：金融部门是中介，可以改变杠杆水平。主要以银行为主，银行以存款利率吸收存款作为负债，另一方面以贷款利率贷款给其他部门作为资产，存贷利差作为银行主要收入。金融部门的负债和杠杆与监管机构的政策有关，当监管环境比较宽松时，降息降准均能提高金融部门的杠杆水平；当监管趋严加息增加准备金，金融机构会减少贷款，减少市场的流动性，从而减少金融部门的债务和杠杆。

　　政府部门：政府部门的债务和杠杆则主要来自地方政府的市政建设、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投入。政府和国家在社会中承担着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以及基础建设等职责，其财政收入可能无法满足财政支出的需求，这些投入的建设周期比较长回报也无法衡量，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医疗等民生支出。因此政府需要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增加资金来源，以满足财政支出要求。尤其在经济不景气期间，政府大量举债进行投资来拉动经济，伴随着大量的社保、教育、医疗等民生支出增加，政府债务规模越来越大，当政府的收入大部分都用于政府的债务支出时，会挤压其他用于民生的支出。

　　部门之间的关系：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收入来源于企业部门的人工支出以及税务支出，居民部门的支出就是企业部门的收入。简单来说，居民部门由于债务和杠杆的作用增加了购买能力，提高了消费需求，使得企业部门增加了收入，企业部门收入增加，税收增加使得政府部门的收入增加，政府部门收入增加使得政府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教育等支出增加，从而是居民部门更有底气去负债消费，这是一个正向循环反馈。然而，当经济出于下行空间时，居民部门会减少消费需求，从而影响企业部门的盈利能力，进而影响政府部门的收入，如果政府部门不托底，居民部门的收入会减少又进一步减少消费需求，进而导致企业进入降本增效，因此进入一个负向的反馈循环。

　　全球一体化是近现代国家之间分工和分配的结果，由于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可以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三类：

　　消费国：消费国即负债国，由于经济全球化，消费国将其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其他国家，而保留金融和技术相关高附加值的产业，拥有完善的教育体系和研发储备人才，其生产效率比较高，并且对金融体系具有绝对的领导力。产业的空心化导致贫富差距加大，因此政府在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的支付增加，加上新消费观念的影响，消费拥有较大的比重。西方发达国家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情况，以美国为例，美国经常项目经常维持逆差，而资本项目为顺差，美国长年赤字。

　　生产国：生产国具有土地和劳动力优势，其收入依靠全球化赋予的生产加工制造能力。生产国生产的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其经常项目较长时间维持顺差。

　　资源国：拥有丰富的资源禀赋，其收入集中在一两个经常项目的出口比如石油和矿产资源。比如，中东、非洲、拉丁美洲、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

　　各国之间的关系：消费国是以负债为基础的，转为需求的源头，促进了生产国的产品出口和贸易顺差，顺差的累积又转化为生产国的储蓄和投资，生产环节的利润可观，金融的流动资本涌入高收益国家来分享红利，资本和贸易双顺差形成反馈机制，生产、出口、消费都处在正反馈中，给生产环节提供原材料的国家也提供了外部需求。当外部需求疲软，消费国的低利率又导致资本融入生产国，导致生产国的投资增加，产能过剩加快，企业利润大幅度下降，生产部门开始呈现产业链自上而下的逐层过剩状态。

　　（4）使债务货币化，即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偿还债务，必然带来通货膨胀，严重侵蚀普通工薪阶层的储蓄和财富。

　　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主要因为全球化分工所处的位置有关，负债国利用其强大的军事实力、金融地位和技术实力，占据着高附加值的产业，维持其强大的货币结算清算地位；而生产国因为其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进行简单的生产加工，一般为低附加值产业，需求受到负债国的影响；而资源国由于受到价格的影响人，价格又受到负债国金融市场的影响。近几十年来，生产国利用后发优势，利用工业化的积累和教育方面大量的投入，进入到金融和高新技术领域同负债国进行竞争，如果新的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还未出现，而全球的蛋糕就那么大，势必会影响负债国的收入，因此负债国贸易保护政策回归，逆全球化趋势明显。

　　由于技术革命的影响，资本和技术已经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离资本和技术越近所分配的收入越多，这也导致了人与人收入差距和如果二次分配还不完善，就可能导致贫富差距，基尼指数和帕尔马指数上升。

　　其中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每个人的收入有多有少，差距大时，基尼系数就高；差距小时，基尼系数就低。帕尔马指数是指人群中10%最高收入人口总收入与40%最低收入人口总收入的比值

　　全球化的好处大多由跨国企业和精英阶层享受，而底层民众承担了绝大多数的成本。大部份居民部门尤其是社会中下层随着收入的增速放缓，出现债务杠杆率增加，贫富矛盾，储蓄失衡，过度消费，过度负债等问题伴生。

　　经济结构过度依赖服务业的陷阱：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同时宏观上会丧失收入增长能力，微观上使得社会超前消费盛行以及债务金融化，不断促使贫富分化并自我强化。服务业比重上升，是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内循环的关键，其中尤以教育，医疗两大产业更为重要。但服务业大部份岗位收入水平增速非常缓慢，服务业内部有巨大的区分，如金融业，科技业等高端服务业，劳动者从业的年限越长，时间价值则越能够在收入中得到体现。消费增长依赖于居民部门以及金融部门通过加杠杆实现。

　　通货膨胀：富人有很多应对通胀的措施，可以通过购买资产来抵抗通胀，而通胀只能侵蚀中下收入阶层的储蓄与财富。

　　低利率：低利率是经济增速放缓导致贫富分化的重要传导渠道，核心逻辑在于传统的无风险收益率约等于社会平均的边际投资报酬率，新增的投资回报率趋于零时，意味着社会发展不再存在让个体具有积累资本和创造财富的机会，阶层间的流动变得困难。廉价的货币意味着极低的借贷成本，此前的富人更容易获得货币资源，参与追逐金融资产升值游戏中。此外，社会新增工作机会的数量将大幅下降，低阶层人群寻找一份合意的工作变得更为艰难。富者恒富，贫者恒贫，社会资源不断向富裕阶层汇集。

　　少数人占据着大量的财富，“富人恒富，穷人恒穷”，富人的消费边际效应递减，因此其需求带动的财富增长有限，中下阶层人员虽然消费边际效应递增而没有消费能力。而阶层固化严重，阻碍了阶层流动，又进一步抑制创新，也可能是很多人有了养老、躺平的心态的原因。

　　经济增长推动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会导致生育率的下降和老龄化的加重。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和二次分配的基尼系数减少，日本社会绝对贫困率却不断攀升。

　　（2）雇佣制度的改革，年功序列和终身雇用制被打破后，兼职类受雇人数和非正式受雇员工数量迅速增加，“劳动外包”等形式出现；

　　日本的年轻人和老年人更容易陷入贫困状态；日本富裕阶层固化：日本富裕阶层较为集中分别为企业主/医生/企业高管。地域间经济增长的不平衡，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就业机会的严重分化；其次是收入增长的不平衡。最后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分层。

　　被高房价绑架的香港社会，支撑香港经济的就是金融业和房地产两个行业。香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90%，金融与房地产又深度捆绑，香港的几大富豪均与房地产有关，高房价除了资本不愿看到房价泡沫破裂，大部份有产阶级也难以承受房价下跌带来的资不抵债的窘境。因此，香港土地供给长期严重不足。一面是高昂的房价和住房条件越来越差，另一面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经济失去活力。

　　一方面，大部份香港人终其一生都在为一套房产打拼，人生中最好的时光都背负着债务，为偿还值债务尽可能压缩支出；另一方面，香港经济结构的问题错失了互联网时代新兴产业大发展对本地经济和就业的拉动

　　资本的高度垄断：四大家族基本垄断了香港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大部份产业。垄断的营商环境会抑制年轻人的创业热情。

　　香港社会的贫富分化和“内卷”：香港的基尼系数达到0.54，贫困人口超过130万，同时香港也是全世界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香港的补习文化也很疯狂。老年人仍坚持在就业岗位上。疯狂的补习文化和年长者贫穷，都是香港存量经济困难加剧和贫富差距加大背景下的一个社会缩影。

　　根据WID（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的统计口径，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依然持有19%的总财富。美国产业向外移动造成的结果就是产业空心化：

　　（3）美国经济增长动能很早就发生了切换，消费占据了经济的绝大部分，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占GDP的贡献接近70%。为了维持高消费一方面通过将收入更多用于消费，另一方面通过借贷来消费

　　（1）储蓄端K型分化。美国人储蓄了约3.7万亿美元，其中的80%都属于最富有的20%的人

　　（1）经济衰退不利于底层群体，因为失业往往对无技能的人的打击更大，持续时间更长；

　　（2）通胀侵蚀穷人的收入和储蓄：富人阶层往往具有抗通胀的财富保值手段，而工薪阶层往往需要承受因为通胀购买力下降而导致侵蚀财富；

　　（3）央行是资产价格上升的幕后推手，由于经济衰退，美联储的超低利率和资产负债表扩张政策来支持经济活动并降低失业率。

　　财产性收入本质上来自零和博弈，小部分人的财产性收入来自其他大部分人的储蓄甚至债务；税收政策的转移支付，然后现实是美国富人阶层平均税率却高于底层民众；

　　技能导向的技术进步与教育分化，高学历，精英化趋势，低收入群里对于改善自身条件而学习的意愿和动力不强，也限制了其收入水平的提升。

　　在新的技术出现之前，世界总的收入没有增长，蛋糕无法做大，势必会引起收入在国家之间的分配矛盾。生产国由于技术积累还在蚕食消费国的收入，消费国由于产业空心化导致的贫富差距，势必会出现民粹主义，消费国的民主制度必然会选择代表他们利益的领导人，从而走向贸易保护主义，贸易战、关税战等，局部战争和冲突加剧。逆潮时代，何去何从，只有坚信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对话来解决分歧，通过合作来共赢，才可能共建美好和谐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