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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12月10日至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全面总结2025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为扎实做好2026年经济工作指明方向、提供遵循。

　　2026年1月13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联合《经济科学》编辑部，在学院“党员之家”举办“锚定方向，聚力发展——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学习贯彻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专家座谈会”，学习领会会议精神。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政班子成员及学院二十余名专家学者参加座谈会。会议由院党委副书记宋芳秀主持。

　　学院党委书记崔建华领学并聚焦于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谈学习体会。他强调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国内强大市场”作为2026年经济工作八项重点任务之一的重要性。

　　随后，学院专家学者紧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自身研究，围绕扩大内需与提振消费、供需良性互动与投资消费协同、对外开放与自贸港建设、民生保障与“投资于人”、风险防范、财政可持续发展、创新驱动与新动能培育、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表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处于关键阶段，要立足实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探索经济发展规律，为破解经济发展中的难题、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贡献学术智慧。

　　最后，院长张辉作总结发言，强调了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重大意义。他表示，会议科学研判了当前经济形势，为2026年经济工作锚定了发展方向、明确了实践路径、划定了重点任务。各位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解读会议精神、探讨经济发展议题，提出了富有价值的思考，充分体现了经济学院的理论研究优势与学术担当。张辉呼吁学院教师要立足专业领域深耕细研，将学习研讨成果转化为高质量科研成果，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多年来，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

　　消费的基础是收入。收入问题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收入水平还不够高。2025年前三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32509元，月均不足4000元。二是收入分配结构尚不完善，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的比例偏低。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制定城乡居民增收计划。这是锚定了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基础，值得期待。

　　居民收入水平迈上新台阶，拐点可能在2029年。2015—2024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实际增长率5.76%，与经济的年均增速5.78%大体相当。值得注意的是，继2015、2017年后，2023、2024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长率高于或明显高于经济增长速度。2025年前三季度，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长5.2%，与经济增长速度相同。按照2024年平均汇率计算，每人每日收入大约15.9美元。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发布的数据，中等收入标准为每人平均日收入在3.2美元至20美元之间。汇率若不发生大的变动，依据近十年的平均增速，到2029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每日将超过20美元，跨越世界银行给定的中等收入区间。

　　如何提高收入水平？途径很多，以下几点很重要：一是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二是解决好就业问题，尤其是青年就业问题。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鼓励创新、创业、创造。三是增加财产性收入，特别是来自资本市场的收入。资本市场如何健康稳定发展，现在又到了一个关键阶段。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关于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新的认识和体会，即“五个必须”。其中，第一条是“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经济潜能”依托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这是我国能够以供给和需求的良性互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底气。

　　会议确定了2026年经济工作须抓好的八项重点任务。其中前两项，一是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二是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会议明确指出“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为此，必须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激活并释放内需潜力也能够同时优化和促进有效供给。因此，在投资对增长拉动的边际效应减弱的情况下，必须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尤其是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

　　培育壮大新动能，必须以高质量科技供给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科技创新作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通过赋能产业核心技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提质增效。通过发挥新型制优势，我国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实现了重大科技成果的持续涌现。进一步地，必须贯彻创新发展理念，全面增强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部分提出“推动投资止跌回稳”，是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的重要举措。消费和投资都是内需的重要构成。激发消费潜能，扩大有效益的投资，二者就会通过相互作用，形成投资和消费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因此，推动投资止跌回稳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着力点。保险业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机构投资者、价值投资者的重要作用，助力促进有效益的投资；另一方面也要通过丰富产品供给和优化服务，助力居民降低预防性储蓄，释放消费潜力。保险业应致力于发挥商业保险灵活性和创新性的优势，借助技术赋能，积极发展适合不同细分市场的普惠型保险产品，做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保障需求的“力行者”；加快发展风险减量服务，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促进居民有效健康行为，做构建风险共治生态的“协作者”；借助资产端力量，发挥跨周期配置和价值发现等独特功能，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长期资本活水，做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笃行者”。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2026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提出“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部署“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释放服务消费潜力”。以我国海南旅游业为例：地域广阔、人口基数大、年游客量高达9000万人次，但未来产业收入尚有待实现与规模匹配的跃升，这折射出我国在扩大内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进程中亟待破解的结构性难题。

　　提振消费，关键不在简单刺激“消费量”，而在于升级“消费质”。当前部分地区仍依赖“人口流动规模红利”，陷入“薄利多销”的粗放发展模式，唯有向高质量供给转型，才能创造并引领有效需求

　　建设统一大市场，绝非简单消除地域壁垒、扩大物理空间。关键在于推动区域内规则、标准、服务的深度协同统一，将大市场的“规模优势”真正转化为消费者的“体验优势”和产业的“效益优势”。

　　总之，提振消费与建设统一大市场的核心，在于系统性降低经济循环的制度易成本。这要求推进规则标准统一，强化消费者权益保障，建立高效低成本的维权机制，降低消费风险预期，培育以质量与信任为核心的市场生态，引导供给端从规模竞争转向基于品质与声誉的质量竞争。唯有通过制度创新，将“大市场”的规模属性，转化为“强市场”的低交易成本属性，才能突破“大而不强”的悖论，真正释放内需潜力。

　　在2020—2025年疫情冲击叠加房地产市场调整的背景下，消费与投资需求不足，供强需弱矛盾突出。2025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倾向约73.1%，发达国家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普遍稳定在80%—92%的区间，内需增长动力不足，主要是因为居民收入预期偏弱、地产调整拖累需求。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聚焦扩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供需高水平动态平衡，但结构性供强需弱短期难以根本扭转，需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破解。

　　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促消费是重中之重。要聚焦居民消费痛点、堵点、难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从增收、供给、环境三个维度协同发力。一是要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通过稳定就业、健强股市、优化分配，切实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二是要推动产品创新、质量提升，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的供给，顺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的消费需求；三是要持续优化消费环境，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优化“两新”领域政策实施，充分释放文化旅游、养老托育、医疗健康等服务消费潜力。

　　在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以“五个必须”提出了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是其中重要内容，这反映了宏观和微观的均衡，是“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深度结合的体现。

　　一方面，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这就是“放得活”。但这样一来，又可能会带来收入分化、产业失调、地区失衡等问题，从而影响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为此必须由国家通过宏观调控、加强经济治理等克服这些问题。

　　另一方面，政府既要通过宏观调控，即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微观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还要通过健全法治保障和规则体系，强化诚信经营和责任意识，引导资本在法治轨道和价值导向下规范运行，推动形成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市场秩序。这就要求我们探索经济发展规律，提高认知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这就是“管得好”，也是中央之所以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的原因，这正是市场和政府、宏观和微观的协同发力关系：既相互促进，相互弥补，又相互约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持民生为大，努力为人民群众多办实事”，要求“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保险”。下一步，一要引导平台企业承担相应责任。平台企业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既不是传统的劳动关系，也不是简单的信息撮合者与使用者的关系。要引导平台企业承担相应的用人单位缴费责任。二要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和跨制度衔接政策。这既包括完善制度内的跨地区转移接续政策，也包括完善跨制度的衔接政策。比如，如果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不足，退休时从职保转向居保，其20%个人缴费是否可以全部转移？三要在扩围中优化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扩省份、扩企业、扩行业的过程中，继续优化缴费政策，解决缴费与风险的匹配度不够高的问题；优化待遇政策，解决生活保障费和异地就医保障度不够高的问题；优化管理服务，解决经办服务效率不够高的问题。四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失业保险制度。开展更加系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为未来建立灵活就业人员失业保险制度做好政策储备。同时，统一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参保缴费办法，让农民工同等参保、同等享受待遇。

　　从2025年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取得积极进展，到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力求经济“稳中求进、提质增效”，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将其作为当前发展转型过程中的阶段性问题之一。因此，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置于八项重点任务之首，凸显了提振内需在八大任务中的重要性。

　　在会议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规律性认识的“五个必须”中，“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提振内需的核心手段。从过去“投资于物”单轮驱动，迈向新发展阶段供需两侧双轮驱动，关键在于需求端对供给侧的引领，这需要在“投资于人”领域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

　　第一，强化民生导向，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会议提出“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增收政策将从原则性要求转向具体可操作的专项计划，覆盖面从托底中低收入群体扩大到全体城乡居民，配合就业扶持等措施建立“收入—消费—增长”的长期良性循环。

　　第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人力资本和公共服务投入。为改善居民“不敢消费”的预期，财政支出应逐步从“物的投入”转向“人的投资”，将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社会性支出占比提升至更合理水平。

　　第三，推动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协同，支持新质生产力培育。会议提出“实施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财政资金应向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绿色转型等具有长期增长潜力的领域倾斜，形成消费—投资—创新的良性互动机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6年经济工作八项重点任务之一是“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多领域合作共赢”，其中提到“扎实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党中央着眼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作出的重大决策。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这是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战略目标，就是要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主要目的是促进海南高质量发展，助力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中国特色自贸港，海南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在数字贸易、数据贸易、绿色产业等新兴领域探索发展中国家制度适配路径、提升风险防控能力。

　　海南全岛实施独立海关运作，是一项深思熟虑的地缘政治宣示：当西方传统全球化的维护者纷纷筑起补贴与关税壁垒时，中国却努力在南海打造一个遵循全新逻辑的开放门户。“封关”既是海南经济的一次重大战略转型，也是中国制度开放和创新的试验场，更是中国高端服务业聚集发展的序幕。海南自贸港建设坚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北京大学与海南省人民政府、三亚市人民政府已经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和共建北京大学海南研究院协议，共同致力于海南自贸港高标准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我国新一轮化债工作成效显著，2024年末地方隐性债务已从14.3万亿元降至10.5万亿元，预计2028年前将降至2.3万亿元。化债也有效降低地方融资成本，尤其是一些高利差区域受益于此轮化债工作，利差大幅下降。2026年我国将继续积极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新一轮化债工作聚焦压实地方主体责任，以绩效考核、终身问责强化约束，督促各地主动化债。我们也要注意在发展中化债，化债的最终目的是化解债务风险。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需要足够耐心，这是一个长期、复杂且系统性的过程，无法一蹴而就。融资平台公司长期依附政府信用，承担大量公益性项目，存在资产质量参差不齐、现金流自给率低、市场化运营能力薄弱等问题。转型不仅要剥离政府隐性担保、厘清政企边界，还要培育造血业务、建立市场化治理机制，这需要给平台试错、调整的时间。如果急于求成，容易造成变形，引发新的风险。

　　我国宏观税负近年呈现稳中有降趋势，是周期性波动、主动施策、结构转型及政策反馈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实施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在此背景下，宏观税负下降体现了政策主动作为，也对财政可持续性提出新思考。

　　宏观税负下降存在多重动因。其一，经济增速变化引致税收弹性变化，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对名义GDP波动较敏感，经济增速放缓时税收收入往往更快下降；其二，近年来持续的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直接降低了企业与居民负担；其三，经济结构向服务业与数字经济转型，第三产业税负承载能力相对较低，新兴业态亦带来税收征管滞后问题；其四，减税降费通过乘数效应短期刺激增长，但税收增速相应放缓，形成税负下降表象。

　　税负下降在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也对财政可持续性构成双重挑战。一方面，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可能影响公共服务供给与逆周期调节空间，在人口老龄化、社保支出刚性增长背景下，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另一方面，税收结构转型尚未完成，直接税在调节分配与筹集收入方面的功能尚未充分发挥，财产税等现代税制仍在建设中。

　　实现财政可持续发展，需在稳增长与稳税负间寻求动态平衡。一要优化税收结构，推进税制改革。积极推动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税制改革，完善个人所得税制，稳妥推进财产税改革，清理规范税收优惠，维护税制中性，提升税收治理效能，服务高质量发展。二要加强税收征管能力。适应数字经济与新业态发展，创新征管手段，减少税收流失。三要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能。注重存量与增量政策集成，加强绩效管理，推动财政资源精准配置。四要健全跨周期财政规划机制。在经济上行期储备政策空间，下行期有效实施逆周期调节，增强财政政策韧性与可持续性。

　　宏观税负变化是观察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窗口。当前税负下降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深化改革、推动转型的必然结果。未来应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在保持宏观税负基本稳定的基础上，通过优化税制、提升征管、整合资源，构建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现代财政体系，为宏观经济治理提供坚实支撑，最终实现税收与经济良性互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稳固基础。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系统总结了过去一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科学部署了2026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会议特别强调“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的战略要求，为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

　　创新发展的核心在于人才支撑。会议提出的“制订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方案”的部署要求，其本质是通过学科交叉融合重构人才培养体系。在人工智能深度应用的新时代，传统单一学科培养模式已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现实需求。推行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旨在突破学科壁垒，培养既具备扎实专业理论基础又拥有突出数字智能素养的复合型创新人才，打造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变革的新型人才队伍，为“全面赋能千行百业”提供持续动力。

　　科技发展的基础在于数据支撑。建设数字中国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路径，其核心在于构建完善的数据资源体系和先进的技术支撑体系。“人工智能+”战略将数据要素、算法算力与行业应用场景深度融合，打破数据壁垒，构建支撑精准决策、高效运行的智能网络体系。要充分发挥这一体系的效能，必须确保数据要素高效流通和技术与场景深度耦合，以数据价值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正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方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这一背景下召开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回顾过去一年的经济工作和“十四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会议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新认识和新体会，是立足生动实践的新的规律性总结。展望未来一年的经济工作和“十五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会议部署了“八个坚持”的重点任务。其中，“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被摆在首位，与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放在工作任务之首一以贯之，“坚持”二字进一步体现出扩大内需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不是局部的而是关系新发展格局的。

　　此外，作为学院的一名青年教师，参加学习让我深刻感受到责任在肩。我会以各位前辈教师为榜样，既做好经济理论的传授者，也做好经济规律的探索者，更努力为经济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和研究依据，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到工作中。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于即将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关键时期的重要历史节点，会议立足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系统部署了八项重点任务，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和行动指南。作为经济学理论类学术期刊，《经济科学》将始终围绕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持续深化对党的二十大及历次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学习阐释，通过开设专题专栏、组织主题文章等形式推进习经济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发挥学术引领性作用，科学系统地总结过去五年我国在各种冲击挑战下取得的重大成就，把中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推动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老问题、新挑战，鼓励扎根中国实践、聚焦现实问题的原创性研究，助力“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