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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1月12日，習總書記出席浦東開發開放30周年慶祝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賦予浦東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新的重大使命，並要求浦東深入推進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增創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5年來，浦東圍繞擴大開放持續發力，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始終代表中國參與國際競爭。未來，站在全球經貿格局的風口浪尖，浦東能否進一步保持開放勢能，並在開放中謀求更大發展？

　　記者：近年來中國持續擴大開放，但有時市場主體的感受似乎不夠明顯，甚至有開放腳步放緩的錯覺。這是什麼原因導致的？

　　李俊：感受的背后，是當下開放環境與過去環境的差異。曾經，我國經濟“塊頭”相對小，追求速度與規模成為更為優先的目標。當前，我國已經進入高質量發展新階段，以“開放促發展”的內涵也發生深刻變化。當前的發展是更全面、更高質量的發展，並不一定體現在增長速度上。

　　從經濟發展政策看，也會發生相應變化，對相關政策的考量也會更多，不能“一腳油門踩到底”。比如，在追求經濟增長的同時，還要兼顧生態環境、國家安全等方面的政策目標，需要在各項政策目標上尋求平衡。事實上，近幾年，盡管受到外部對華脫鉤斷鏈、打壓遏制，但我國仍不斷推出新的開放舉措，包括在上海持續舉辦進博會。通過自貿試驗區開放政策試點的不斷深化，中國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是不變的事實，但維護國家安全、爭取平等國際地位、遏制與反制的斗爭也是必須面對的現實。這種反差源於開放背景下多元目標的平衡需求，也在於我國當前面臨的外部環境挑戰。

　　放在全球范圍內來看，中國目前的開放已經呈現出全面、高水平、制度型的特點。比如，目前貨物貿易關稅已降至7%—8%，制造業外資准入限制措施已實現清零。

　　當下聚焦的高水平制度型開放，重點和難點集中在文化、金融、電信和醫療等相對敏感的領域。但這些領域不只是在中國敏感，在其他國家也都非常謹慎。一些重要的國際協定中，也常常將電信和金融領域單獨拎出來進行闡釋和約定。如何找到開放的成本收益平衡點、統籌好發展與安全，成為下一步的關鍵。

　　記者：過去很多開放政策的試點，會優先放在浦東、深圳等開放程度高的區域、城市，這兩年似乎一些國家戰略布局和優勢政策的落地呈現多點開花的現象。

　　李俊：從個別城市試點，到全域擴大開放，這的確是中國開放路徑不斷演進的結果。不過，這兩種路徑根本上並不沖突，今天看來，它們依然是推動中國高水平制度型開放的有效路徑。如果一項成熟的開放政策、改革措施能夠在全國范圍內推廣，且有利於國內國際雙循環，那就理應在全國統一實施。但還有一些政策面臨驗証周期長、壓力測試難度大、應用場景要求高等特征，需要選擇有基礎、有條件的地區先行先試。

　　以自貿試驗區建設為例，現在全國有22個自貿區（港）。也許有人會覺得，曾經上海自貿試驗區的優勢政策在其他自貿試驗區復制推廣了，就不再是制度高地了。其實不能這麼理解。

　　目前來看，各個自貿試驗區都有自己的定位和不同的資源稟賦、營商環境。比如上海、廣東，集聚了大量經營主體，也有豐富的應用場景，就能夠發展金融、離岸貿易、數據交易、人工智能、國際航運等相關產業，需要國家政策支持開展相關試點﹔而中西部自貿試驗區，很多是承接沿海地區的產業轉移，比較成熟的傳統產業並不需要太多創新性政策，但對稅收優惠、低成本要素供給等政策的需求更突出。

　　當然，也會有針對本地有特色的產業開放和區域國別開放的政策創新空間，其定位與上海等全面、全球的開放樞紐定位有所不同。因此，國家鼓勵不同自貿試驗區走差異化發展路徑，因地制宜開展制度創新和產業創新探索，突出開放特色。

　　記者：這樣一來，浦東的競爭優勢是不是就被削弱了？今年是浦東開發開放35周年，未來如何取得更大的發展？

　　李俊：目前上海浦東在制度型開放中仍處於領先地位，承擔的開放試點任務較國內其他城市也更多，特別是在金融、電信、航運、數據跨境流動等方面均走在全國前列。但其他城市也在奮起直追，面臨的競爭壓力也在加大，這是現實。

　　一方面，全國范圍內服務產業開放試點、自貿試驗區試點逐步鋪開，北京、廣東、海南等地都有高能級開放平台。如北京聚焦服務貿易開放、大灣區借力粵港澳一體化，形成了新的競爭優勢﹔另一方面，政策落地效果不僅取決於政策本身，還與城市營商環境、產業配套能力、人才資金要素供給、企業在全國的戰略布局緊密相關。隨著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實施，各主要城市都在加力培育各自的競爭優勢，不少城市已經取得顯著成效，使得與浦東的差距逐步縮小。

　　浦東要突破“改革深水區”，需深刻踐行“自主試、大膽改、自主闖”的理念。推動制度創新與產業創新相結合，兼顧制度性創新成果與實際項目落地：既要通過開放推動制度變革，將成果固化為法律制度條文，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更要以項目為牽引，吸引外資企業落地，讓創新成果惠及更多市場主體，帶動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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